巴曙松：回归资产管理的本源

探路转型

　　财新记者：你与企业界交流颇多，能否谈谈他们在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

　　巴曙松：企业界在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企业主的需求。

　　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远高于居民的QDII增速，反映了企业的国际化资产配置需求远远高于普通居民。

　　其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投融资需求非常多元化，需要财富管理机构加强金融创新，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在这些过程中参与的比重较低，更多的是由外资机构主导。

　　英国著名军事家托富勒曾经如此论述财富: “财富得之费尽辛苦，守则日夜担忧，失则肝肠欲断。”胡润富豪榜显示，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中有50%以上是企业主。目前中国高净值群体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即通常所说的富一代，多为白手起家，在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深感财富的来之不易，对于每一分财富特别在意，对于风险的偏好较低，关注财富保值和财富增值，倾向于银行机构。这是目前在高端财富管理市场上，私人银行占主导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富一代退休，富二代登台，一方面财富传承的目标越来越得到关注，另一方面随着高净值群体年轻化，其对于多元化及灵活性的需求将增加，非银行机构发展机遇增多，例如信托在家族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需求凸显。

　　财新记者：你在商业银行、券商、监管部门、智库都有工作经历，据你观察，目前几类金融机构的主动管理能力是否与企业的上述需求相匹配？大资管时代，中国应如何重新鼓励主动管理的制度环境？

　　巴曙松：中国的资管行业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信托、券商资管等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以主动管理起家的基金行业发展相对停滞；技术含量较低、同质化程度较高的通道业务规模暴增，而主动管理型的受托资管规模反而停滞。

　　究其因，其一是严格的审批机制和从紧的监管政策；其二是信托、券商资管等行业拥有监管政策不同带来的制度红利优势。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都是传统的“储蓄-贷款间接融资方式”的变体，不存在投资活动的风险和收益匹配特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资产管理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规模被人为夸大了。

　　我们认为，未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的一定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主动管理型机构，因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善主动管理的制度环境。

　　首先，企业和居民进行财富管理的目的是多样的，这要求实现财富管理的手段和途径多样化，要求鼓励创新，满足不断细分的财富管理市场需求；其次，虽然广大居民和企业的财富管理意识正在得到提高和增强，但总体而言，整个社会对财富管理的认识还有待深入，这一方面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进行社会范围内的宣传和投资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出更可靠的社会信托环境，培育出一批可靠的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

　　同时，我们还要更重视整体风险的可控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哪怕是美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也在所难免，如何更大程度地保障各类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需要统一监管政策，遏制恶意监管套利行为，在产品、销售、投资范围等方面放松对主动管理型机构的监管，促进各个资产管理子行业的公平竞争。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分机构类型监管的现状，一方面需要增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一致性，防止出现监管死角或重复监管；另一方面需要监管机构提升专业化、精细化监管能力，尤其是需要关注资产管理产业链上不同类型机构节点处的风险积聚，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不稳定性。

　　应当说“完善市场规则、明确业务规范、减少摩擦成本”是维持社会金融体系健康运转的本质要求，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找出创新和监管的合理边界；另一方面需要市场在不断发展中成熟起来，由下而上地形成合理的业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