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鲁乐汉：富强之后何去何从

传统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复苏

　　财新记者：如果现在再问书中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是如何在无尽的耻辱和挫败、失败的改革和灾难性的革命之后，突然转入巨大的成功？”你们会怎么总结？

　　夏伟、鲁乐汉：儒家思想“行己有耻”是这个答案的关键词，即是说，有时候耻辱是反省的开端，最终会引发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受辱并不仅只是压抑和苦痛，它也同时激发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向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就是如此。最终，所有因失败而来的耻辱和丧失尊严反而刺激中国人渴求再次富强，并真的付诸了实施。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的完整答案就是这本书。

　　财新记者：书中提到，尽管中国一直推崇儒家，但实际上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你们从何得出这一结论？

　　夏伟、鲁乐汉：中国政治哲学中，儒家和法家思想一直是交融的，前者为统治者营造了道德领域的向心力，后者提供了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实用甚至苛刻的手段做事的基石。我们认为，两种传统始终是并存的。在危急时刻——所谓内忧外患时——法家思想就浮出表面；而当环境较为稳定，政治领袖觉得自信而无安全之虞时，则倾向于宣扬政治传统中儒家的一面，强调价值、理想和道德。法家则相反，更关注财富和权力。

　　财新记者：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每个起初与旧制度进行抗争的人，晚年都回归儒家传统，成为儒家思想忠实的信徒，比如严复、林语堂、蒋介石⋯⋯为什么会是这样？

　　夏伟、鲁乐汉：这暗示了传统文化扎根中国社会的程度之深，尤其是对清末接受教育、研习经典的那代人来说。即便“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许多形式，但大量民间传统和生活哲学仍然深植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来说，这一点不足为奇。所以，许多人到晚年回归他们年轻时接受的传统，这完全可以理解。

　　对我们而言有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是否经历了这些领袖人物在现代中国史中感受到的东西。换言之，“文革”中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某种自我毁灭，切断了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老师与学生、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传统纽带，将所有传统统统归为“四旧”加以摒弃。但现在我们发现，那些传统的和看上去已被摧毁的力量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复苏——无论是佛教实践或对孩子的传统儒家教育，又或是大革命之前的政治理念。这种传统的自我重塑就像是个人最终回归的放大版。

　　财新记者：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尝试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开明专制主义、共和主义等诸多路径。你们怎么评价中国人的这些尝试？在找到最终出路前，我们是否浪费了很多时间或者错失了很多机会？有什么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天可借鉴的吗？

　　夏伟、鲁乐汉：纵观历史研究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多数思想家和领袖而言，重建中国的富强最为首要，其次才是下一步的政治体系可能是什么形式。而且，如果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政府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将成为主流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浪费了很多时间；它以自强为首要任务，在一直向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尝试或者说部分实验了许多不同的体制。但进入到下一阶段，在重建繁荣富强的国家之后，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以前的“实验成果”，其中有些内容可能是被轻率放弃或者太早尝试了。无论如何，历史不会重演。当下和未来的领导人和思想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从既往经验中学习，尝试新路以改善规则。

　　财新记者：你们认为当下的“中国梦”依然是“富强”吗？书中并未给出答案，但很多人好奇接下来会怎样，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向何处去？

　　夏伟、鲁乐汉：或许完全意义上的繁荣富强中国尚未实现。但是，现在这不再只是梦想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拥有了财富和权力之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以最公平的方法惠及所有人民？他们是否能够在崛起的同时让周边国家感到安全？这是接下来的挑战。在近代，中国的财富和权力急剧短缺，恢复财富和权力足以成为改革者的首要目标。但随着中国崛起，摆脱次等地位，随之而来的历史逻辑就是要从法家的纯粹工具理性的单一目标，转向传统儒家偏重的价值观。但那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中国人自己似乎也尚未明了。

　　本刊实习记者肖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