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联盟到财政联盟
财新《新世纪》:在欧元区货币政策和欧洲银行联盟这两大议题上,德国的态度显然是关键因素之一。你预计在德国大选之后,其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
帕多安:在德国大选前,预计不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更长时期,我理解德国人的观点。德国人告诫其它国家:我们的模式很管用,为什么要改变它?
但最终,一切关乎信任和信心的建立。这说来话长,与欧元计划刚开始成形时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趋同”标准有关。有关标准针对当时存在的通胀问题,但主要针对财政规则问题。那时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那么各国政府必须同心协力,不能互相拆台。建立互信是必要的,但如何实现?如果你表现出对共同规则的尊重,那么我就信任你。
游戏规则不但涉及货币规则,也涉及财政规则、银行规则,这些问题都相伴而生。如果需要单一货币政策,单一银行联盟和银行业政策就必不可少,而且要迈向不同形式的财政趋同。
这里我并不是谈欧元共同债券,只是谈一个事实,即欧洲的道路最终通向财政趋同,甚至政治趋同。这并非基于技术分析,而是历史经验:能够存续的货币联盟,最终必然实现了政治联盟。
这是我们的宏大工程。如果你同意这一观点,那么真正的挑战是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避免走得过快或过慢,某种情况下,在某个阶段,可能遭遇危机。现在人们关注的是银行联盟,明天关注的就是财政联盟。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问题,就货币规则达成共识并非那么困难。但问题是由于市场压力,我们的进展可能太慢,就有翻船的风险。最重要的挑战是政治和社会挑战,而不是技术问题。
财新《新世纪》:如果欧洲央行像你建议的那样采取量化宽松等措施,各国是否可能更加不愿推进财政一体化等难度很大的工作?
帕多安:这是道德风险问题。在欧洲层面解决问题,不应被各国当作减少自身努力的借口。有人认为货币政策只是争取时间,我赞同这一看法。一旦争取到时间,就应该好好利用。有关国家必须推进结构改革,这是自身利益所系,绝不是因为别人这么说。但这需要达成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
最令人担心的,不是德国反对某种政策,而是欧洲民众对欧洲概念的热情下降;他们认为欧洲建设会带来更多痛苦,而非好处。这种分崩离析的情景不会令人陶醉,OECD应保持压力,继续告诫成员国坚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