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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鲁乐汉:富强之后何去何从

2013年12月30日 11:16 来源于 财新网
当下和未来的领导人和思想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从既往经验中学习,尝试新路以改善规则

传统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复苏

  财新记者:如果现在再问书中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是如何在无尽的耻辱和挫败、失败的改革和灾难性的革命之后,突然转入巨大的成功?”你们会怎么总结?

  夏伟、鲁乐汉:儒家思想“行己有耻”是这个答案的关键词,即是说,有时候耻辱是反省的开端,最终会引发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受辱并不仅只是压抑和苦痛,它也同时激发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向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就是如此。最终,所有因失败而来的耻辱和丧失尊严反而刺激中国人渴求再次富强,并真的付诸了实施。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的完整答案就是这本书。

  财新记者:书中提到,尽管中国一直推崇儒家,但实际上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你们从何得出这一结论?

  夏伟、鲁乐汉:中国政治哲学中,儒家和法家思想一直是交融的,前者为统治者营造了道德领域的向心力,后者提供了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实用甚至苛刻的手段做事的基石。我们认为,两种传统始终是并存的。在危急时刻——所谓内忧外患时——法家思想就浮出表面;而当环境较为稳定,政治领袖觉得自信而无安全之虞时,则倾向于宣扬政治传统中儒家的一面,强调价值、理想和道德。法家则相反,更关注财富和权力。

  财新记者: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每个起初与旧制度进行抗争的人,晚年都回归儒家传统,成为儒家思想忠实的信徒,比如严复、林语堂、蒋介石⋯⋯为什么会是这样?

  夏伟、鲁乐汉:这暗示了传统文化扎根中国社会的程度之深,尤其是对清末接受教育、研习经典的那代人来说。即便“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许多形式,但大量民间传统和生活哲学仍然深植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来说,这一点不足为奇。所以,许多人到晚年回归他们年轻时接受的传统,这完全可以理解。

  对我们而言有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是否经历了这些领袖人物在现代中国史中感受到的东西。换言之,“文革”中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某种自我毁灭,切断了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老师与学生、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传统纽带,将所有传统统统归为“四旧”加以摒弃。但现在我们发现,那些传统的和看上去已被摧毁的力量正在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复苏——无论是佛教实践或对孩子的传统儒家教育,又或是大革命之前的政治理念。这种传统的自我重塑就像是个人最终回归的放大版。

  财新记者: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尝试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开明专制主义、共和主义等诸多路径。你们怎么评价中国人的这些尝试?在找到最终出路前,我们是否浪费了很多时间或者错失了很多机会?有什么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天可借鉴的吗?

  夏伟、鲁乐汉:纵观历史研究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多数思想家和领袖而言,重建中国的富强最为首要,其次才是下一步的政治体系可能是什么形式。而且,如果一个强大的、集权的政府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将成为主流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浪费了很多时间;它以自强为首要任务,在一直向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尝试或者说部分实验了许多不同的体制。但进入到下一阶段,在重建繁荣富强的国家之后,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以前的“实验成果”,其中有些内容可能是被轻率放弃或者太早尝试了。无论如何,历史不会重演。当下和未来的领导人和思想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从既往经验中学习,尝试新路以改善规则。

  财新记者:你们认为当下的“中国梦”依然是“富强”吗?书中并未给出答案,但很多人好奇接下来会怎样,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向何处去?

  夏伟、鲁乐汉:或许完全意义上的繁荣富强中国尚未实现。但是,现在这不再只是梦想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拥有了财富和权力之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以最公平的方法惠及所有人民?他们是否能够在崛起的同时让周边国家感到安全?这是接下来的挑战。在近代,中国的财富和权力急剧短缺,恢复财富和权力足以成为改革者的首要目标。但随着中国崛起,摆脱次等地位,随之而来的历史逻辑就是要从法家的纯粹工具理性的单一目标,转向传统儒家偏重的价值观。但那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中国人自己似乎也尚未明了。

  本刊实习记者肖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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