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权私权平衡点——专访江平

有司法独立，才有司法公正

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委与法院的关系

　　财新《中国改革》：按照1990年中法6号文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规定，无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还是政法部门办理的案件，凡是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都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连同赃款赃物移送人民法院，由法院审判。但是，很多地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在侦查环节就由政府的专案组、监管组、维稳办强行转让民企股权，扣押、拍卖私企和个人的财产，强行处理银行存款。

　　江平：公、检、法联合办案在我们国家曾经是长期存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批判了这样一种做法，联合办案等于取消了公检法的相互制约。既然是联合办案，法院就得依照公安的意见审理，这是联合办案的一个很大缺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互监督。所以，在1990年的司法解释里，就提到在刑事案件中，对财产的没收都要由法院来处理。

　　但是，实践中，有的地方并不严格遵照这一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就把财产没收了。这就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办案是需要费用的，现在公安机关有这么多案子要办，往往要靠没收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来充当办案经费，虽然国家规定收支两条线。实际上，财政往往把没收来的一部分返还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有利可图，才愿意办案，无利可图就不愿意办案。法院最后也认可了这种模式。这就造成在处理财产的问题上，公安部门权力太大。这也是造成现在侵犯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财新《中国改革》：法院似乎“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些地方政府在案件尚未判决之前，就先期拍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有时企业家最后被判无罪，如湖北天发的龚家龙，其已被处置的财产要恢复就非常困难了。

　　江平：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司法没有独立，没有权威。

　　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最近几年，基本上不提司法独立了，只提司法公正，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我国宪法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平。

　　另外，我们也很少关注如何真正增强司法权威的问题。法院确实有腐败现象，有判错案的现象。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削弱司法权威，而是通过加强司法权威来解决。

　　如果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都没有权威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能建立起什么真正的权威呢？

　　财新《中国改革》：关于司法独立，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有些人士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独立后的司法照样会问题重重，同样会出现司法权被滥用的现象。这似乎成了一个“死胡同”，难以走出来。

　　江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委与法院的关系。

　　现在公开讲，法院应该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实践中往往就变成法院要听政法委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司法的独立和司法的权威呢？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当严格遵守宪法确立的司法独立的原则。

　　中国现在很迫切地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理顺政治体制中的一些矛盾现象。往往一个法院的判决执行不了，常常是因为担心执行会影响社会稳定。

　　如果我们不确立法治是最高原则，而把稳定确定为最高原则，就变成公安局决定一切。这是本末倒置的，社会关系被搞乱了。

　　财新《中国改革》：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出版了一本书，很受关注，书中提到了他任上所做的一些尝试，比如宪法司法化，比如在上海尝试建立行政法庭等。

　　江平：我认为，肖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期实施的一些方针，所代表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