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树下的华语电影

接力征程

　　“第五代”旗手陈凯歌第一次冲击金棕榈的作品是《孩子王》，结果被西方影评人评为“超级沉闷”。但他和戛纳的缘分并未因此中断，此后《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一再入围。

　　张艺谋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在柏林、威尼斯、戛纳三大电影节风光无限，成为举国尊崇的文化英雄，尽管也有人指责他靠出卖民族苦难换取西方猎奇眼光的垂注。他第一部入围戛纳的作品是《菊豆》，该片在中国曾被禁数年。之后，他凭借《活着》第二次入围，男主角葛优因此赢得一尊影帝桂冠。但因为对当代中国有诸多负面描写，此片至今仍深锁片库，张艺谋也在数年内被禁止用外资拍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可能是张艺谋作品中知名度最小的一部，但1995年它在戛纳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技术大奖。

　　张艺谋和戛纳的蜜月期在1999年戛然而止。当年他的两部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均落选戛纳，据说是因为选片人觉得《一个都不能少》用一个自欺欺人的大团圆结局解决了故事的矛盾冲突，像是中国的政策宣传片。张艺谋被激怒了。他声称退出戛纳电影节，并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封致电影节主席吉列·雅各布的措辞激烈的公开信，信中认为西方社会总是用政治上的二分法来机械地看待中国电影，不是支持政府就是反对政府，但电影和政治无关。此后张艺谋将《一个都不能少》送到同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第二尊金狮奖。

　　在香港，王家卫是惟一与陈凯歌、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取得的成功不相上下的导演。他一般被归为香港“新浪潮”的第二波代表人物，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每部作品都受到影评人高度关注。1997年，王家卫以《春光乍泄》荣获当年戛纳最佳导演奖，三年后又凭借《花样年华》为梁朝伟夺得最佳男演员奖。之后，他企图以与《花样年华》高度相似的《2046》复制前作辉煌，却空手而归。不久，王家卫成为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主席，也是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华语电影人。

　　“台湾新电影”双子星侯孝贤、杨德昌比大陆同行更早来到戛纳，但得奖却要迟一步。侯孝贤1985年获邀到戛纳展出自己的三部新作——《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1993年，他拍摄的李天禄传记片《戏梦人生》入围戛纳竞赛单元，最终获得评审团奖。从此，侯孝贤与戛纳电影节建立起稳固的友谊，《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悉数入围竞赛单元。

　　曾是侯孝贤最好朋友的杨德昌，在很多方面和侯孝贤截然相反，如城市视角与乡村经验、海外留学与本土成长、慢工细活与量多高产。杨德昌两次入围戛纳，第一次是1994年的《独立时代》，第二次则是2000年的《一一》，后者为杨德昌赢得最佳导演奖。

　　就在王家卫和杨德昌同时站上戛纳领奖台的2000年，中国大陆演员姜文的第二部导演作品《鬼子来了》获得评审团大奖。影片因为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农民的灰色描写被禁止在中国大陆上映，尽管更公开的理由是“违规参赛”。

　　“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渐渐淡出了戛纳舞台，陆续被称为“第六代”的新生代导演——王小帅、贾樟柯和娄烨接替。他们和“第五代”导演一样，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经历过一段被称为“地下导演”的日子。

　　1999年，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但是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师兄当年凭借西方电影节奖项在国内曲线走红的命运不同，该片没能顺利走进商业院线，观众很难在大银幕上看到它。2005年，王小帅被解禁后再赴戛纳，《青红》获得评审团奖，稍后终于在国内上映。

　　王小帅的同班同学娄烨可能是中国电影戛纳征战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尤胜张艺谋和姜文。他因《颐和园》违规参赛，被禁止从事电影工作五年。在此之前和之后，娄烨先后有《紫蝴蝶》和《春风沉醉的夜晚》入围戛纳竞赛单元，后者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解禁后，娄烨拍摄的《浮城谜事》也进入了当年的“一种关注”单元。

　　贾樟柯在戛纳似乎不如他在威尼斯那么顺利，《任逍遥》和《二十四城记》都在竞赛单元一无所获。贾樟柯近年十分低产，今年距离上一部纪录片《海上传奇》已经三年，距离上一部剧情片《二十四城记》已经五年，筹备许久的武侠电影《在清朝》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知何时才能开机。此次《天注定》的问世颇令人意外，直到被宣布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方被外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