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树下的华语电影

《天注定》背后的双重尴尬

　　这部影片由四个故事构成，在结构上彼此独立，甲故事的主人公在乙故事里扮演路人，与乙故事的主人公擦肩而过。四个故事拥有某种明显的主题性关联，都是改编自近年来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故事一改编自山西胡文海诛杀多名贪官一案，由姜武主演；故事二的原型是周克华银行抢劫案，王宝强扮演这位悍匪；故事三同邓玉娇不堪受辱刺死嫖客的案子极为相似，只不过贾樟柯为邓玉娇多赋予了一层“小三”的身份，由导演的老搭档赵涛和王宏伟出演；故事四则虚构了一位在“世界五百强”台企打工的少年，由新人罗蓝山饰演，他因为一些未曾言明似也不必言明的原因跳楼自杀，观众自然知道这是影射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

　　观看这部影片需要极为丰富的中国社会生活经历，其大量文本之下的潜台词无疑会对海外观众造成困扰。例如，有外国影评人质疑人物动机不够连贯，比如实在看不出为何失恋的少年会突然自杀。但片中人物为什么这么做，对中国观众来说实在是不需要点透，我们早已在社会新闻的轮番轰炸下，完成了自我训练和想象，所以甚至会在导演故意省略处发出会心的笑声，这是中国观众观看这部影片产生的“带有负罪感的乐趣”（guilty pleasure）吧。

　　单纯排列有一定敏感性的社会热点事件，只能说明导演是一位勇士——在中国电影的语境下，无疑他承担着可能无法过审的风险——尚不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贾樟柯做的当然要比素材堆积要多一些。特别是在王宝强的故事中，影片为他设计了几个颇具性格的家人，一板一眼、做事公道的大哥，沉默倔强的儿子以及夫妻情深的老婆。王宝强很想做一个尽责的父亲，但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带着补偿心理，迫不及待地倾注着自己的爱。

　　无论如何，这些全民关注的要案改头换面搬上银幕，是中国电影的一大进步。长久以来，观众都在抱怨电影院里看到的影片题材太过单一，欠缺社会批判立场，好像那些上演的故事和我们每个观众都没什么关系。

　　也许是《天注定》所依据的案件太过耸动，也许是贾樟柯的讲述技巧得到了认可，以斯皮尔伯格为首的评委会将最佳剧本奖颁给了《天注定》，不知诞生那些故事的中国社会能否集体署名为编剧呢？

　　贾樟柯电影和当前审查制度的关系历来磕磕绊绊。他当过近十年的所谓“地下导演”，所拍作品无法在电影院公映，直到2004年一纸解禁令，他才正式拥有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导演身份。数月前，他在微博上说过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重回地下！”这或许暗指他因《天注定》和官方在审查上的拉锯斗争，内情究竟如何，我们无从得知。这次在戛纳看完首映式的中国媒体普遍担心影片的过审情况，不料贾樟柯亲自回复说已经过审，反叫所有人感到意外。不过这种事连上映了也不算，是有过先例的。

　　摆在贾樟柯面前的另一重尴尬是他在国内电影市场的处境。中国电影产业在最近十年的发展壮大，是全世界都关注的焦点。但前有张艺谋、冯小刚等老一代中坚力量，后有宁浩、徐峥、赵薇等新崛起的票房红人，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似乎进入了被遗忘的角落。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市场扩容带来的好处，一个例子是王小帅几乎每逢新片上映，都会抱怨院线留给艺术电影的空间太小。

　　公道地说，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也各自拥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坚实拥趸，但也许是观影习惯等原因，这批影迷的认可并没有转化为看得见的票房数字，所以他们的电影很少靠国内市场回收成本——《天注定》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已经卖掉了十几国版权，想来收回投资问题不大。

　　但反映国内现实的影片在本土观众处遇冷，这必定不是贾樟柯等人乐意看到的。贾樟柯对艺术电影在中国内地的市场困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乏人问津的原因并不是观众真的不爱看艺术电影，而是国内还缺少专业的艺术院线，至少这是主因之一。而在高昂的地产租金现实下，经营艺术影院是一项回报很低的事业，于是贾樟柯宣布，他打算在北京的东边兴建一座一百人座位的艺术电影院。

　　必定有人还记得，2010年贾樟柯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一文，作为对外界怀疑“第六代”的还击，那么修建并经营艺术影院，不仅是贾樟柯全方位深耕电影产业的重要举措，也可看作他发起还击的实际行动之一。对观众来说，至少在常规商业院线之外能多一种选择，自然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