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札记

三

　　地震前一个月，村口的芦登贵去世了。论辈分，我该叫他“阿祖”。他永远叼着一支竹烟杆，旱烟烟雾散了，才能看见他的脸：斜视，面黑，幽默。他直面你的时候，似看非看，似笑非笑，留着口水咂烟杆，一副嘲笑天下人的模样。

　　他是我的老师，给我的人生上过重要的一课。20年前，我在《乡村八记》里记载了他的故事：

　　为了生存，农民开始跟上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场游戏。

　　为防止农民在秋收时瞒产私分，政府除了派“三秋”（秋收、秋种、秋藏）工作队监督，还规定各生产队必须有各知青参加分配小组。一个月一次的公社知青大会上，公社书记讲，知青参加分配小组后，要坚持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敢于与那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公社的指示，当然要认真对待，否则分配方案无效。问题在于，进入分配小组的知青都要经过公社批准，有的是公社直接点名。本生产队的人选，就是公社确认的。这个人选当然遭到了大家的激烈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让我替换了那个知青人选。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漆黑的雨夜。大家打着火把把第一茬稻谷抢收回来。仓库里点着马灯过秤。我在旁边记账。

　　人都走完了，喧闹的仓库此时静悄悄的。只剩下队委会的人和分配小组的人。大家你看我，我看着你，都不说话。我预感到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已接近午夜，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雷声“呼噜呼噜”的，总是炸不出脆响来，像是个喉管里卡了痰的肺气肿病人。一道闪电闯进大门，把每个人从黑暗中扯了出来，大家仍是无动于衷，任大雨磅礴雷鸣电闪，凝固成了一组雕塑。

　　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

　　仓库保管芦登贵，曾是多年的生产队长。他的一只眼睛不太好。只要一说话，就像是在笑，有一肚子主意，有一肚子让你捧腹的故事。本队有个知青，家里父母是城里某农学院的老师。芦登贵当队长去的时候他给一碗挂面卧四个荷包蛋，晚上留宿，享受新被褥的待遇；当仓库保管员去时一碗挂面后，一杯清茶，请你走人；第三次去时，他暂卸了队委职务，赐喝一杯白开水，请你走人。所谓的“三进农学院”。这个故事有无演绎不可考，但是流传很广。眼下，他虽然不是队长，但他在队委会是绝对的核心，拿大主意的都是他。他不紧不慢地卷着一支旱烟，然后塞进铜烟嘴，用火柴点烟。他突然把我手里的记账单抓过去，用点燃烟后的余火点着。大家都呆呆地盯着火光。他拎着账单的一角，一直把指头烧出了糊味才松手。

　　他把还剩下一大截的旱烟头拔下来，使劲扔出门外，起身拍拍手，喝了一声：“回家”。

　　随这一声喝，在场的人，个个身轻如燕，窜出门去，融化在黑暗中。

　　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纷纷落地的纸灰发呆。芦登贵叮嘱我：“今晚的事，不要对外人多嘴。”

　　我不懂，回家问堂哥芦福清。他说，这就叫“瞒产私分”。后来我研究当代史和乡村问题，知道“瞒产私分”是合作化以后到人民公社崩溃，农民对付政府、活命的惟一手段。

　　堂哥英年早逝，愿他天国安息。他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1962年高中毕业，担任下里乡小学校长。他也是我的老师。乡村的事，不懂的，都问他。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能进入分配小组这一核心机密层，跟我的姓氏有关。柏树大队（现柏树村）芦姓是大家族。我们祖上姓“芦”，芦山的“芦”，不是“卢”，祖碑上刻着的，村子里的人，都是“芦”。我们一家子不知道什么缘故，鬼使神差地变作了“卢”。

　　而且，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奠定了芦姓家族对我的信任、接纳。一位副队长，辈分很高，高我四辈，我该叫他“阿太太”。秋收季节，县里的“三秋工作队”进山住队征粮。坐在田坎上，这位太祖祖跟我说，“他们像不像国民党的催粮队？”

　　有人向工作组告发。工作组组长老吴来家找我核实，凭本能，我保护了太祖祖。那年我17岁。当时，“恶攻罪”是天大的事，跟章诒和一样，要进班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