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来龙去脉（下）

　　财新记者 向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提出的

　　财新记者：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仍持续不断，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锤定音。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国人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究竟是怎样提出来并被全党所接受的？

　　刘国光：经过多年的争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两种思想情结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为主为辅”的长期争论。其实，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与市场各有其正面优点与负面缺陷，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的优点长处都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这个信念，在这一段争论的末期，我试图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这一情结纠葛。1990年5月在《求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1991年5月在全国计划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1991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术报告会上，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这样的努力。

　　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了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简单说，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范围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

　　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有这么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

　　但是，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局限性；二是由于客观信息不对称和搜集、传递、处理上的局限性；三是利益关系的局限性，即计划机构人员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受各种社会势力和利害关系的约束，等等。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和情势的要求。

　　十四大报告起草时，我有幸参与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各方面经过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提法。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整理成三点。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这三种提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前，把我从玉泉山（十四大报告起草组驻地）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我的意见。我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也讲了这段话。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确实是对的。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有计划”。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联合于1992年9月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我在系列讲座的开篇讲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顾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阐明了若干焦点问题。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这也算是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也是有计划的”一个呼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