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
“蚁族”的“在职贫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会引发三大社会风险:
第一、“个体化社会”的“原子化”风险。个体易陷入“原子化社会”,直接导致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组织的解组,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漠、缺乏集体认同感和社区认同感、处于没有中间组织和制度整合的“游离状态”。在此意义上,“在职贫困”与“原子化社会”互为因果。一方面,在缺乏国家和社会制度保障的社会里,“个体化社会”容易演变为“原子化社会”。其本身具有的社会解体性必然消解保障“蚁族”稳定工作的社会基础结构,所以“蚁族”努力工作仍然贫穷。另一方面,“在职贫困”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倾向。“蚁族”终日“周旋于”工作与贫困之间,鲜有精力参加业余活动和社会活动。社会的结构秩序和集体道德,将随着“社会原子化”趋势的加深而导致社会真正的“解体”。
第二、消费社会里的阶层固化风险。现在,“住房资源”正逐渐代替“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一个人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意味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如在课题组2013年对“蚁族”的调查中,在住房政策方面,廉租房成为“蚁族”的第一需求,接近六成(58.7%)的受访者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廉租房;调控房价成为第二需求,44.0%的受访者希望政府能够调控房价,37.8%的受访者希望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30.7%的受访者希望政府规范房屋租赁市场(此题为多选题)。
第三,社会心态弱势化风险。“蚁族”的“在职贫困”除了表现出消费、福利、住房等结构性的弱势特点,还表现出社会心理上的“弱势”特征。即“弱势”长时间塑造着“蚁族”的工作行为、消费行为、社会交往方式等,使其自身形成“弱势”认同感,充满不安全感甚至宿命论。同时,随着“蚁族”在职贫困的加剧,弱势化心理和不安定感会扩散到邻近的阶层乃至全社会。
据课题组2009年的调查显示,“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72.0%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存在巨大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2010年的调查进一步发现,该群体对“富二代”“官二代”持“愤怒”态度的占58.3%,持“悲哀”态度的占49.4%,选择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因素排在前三位的是:权力(29.8%),家庭出身(19.4%)和阶层(16.1%)。2013年的调查发现,43.5%的受访者认为“因权力导致了不公平”,相较于2010年调查,比例明显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