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缓步改革并未送走危机

危机本源

　　财新记者：雷曼倒闭已整整五年，当前，全球银行体系资本金充足率确实有所提高，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改变似乎都不具根本性。英国《经济学人》最近指出，目前的变革不足以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到来，你怎么看？

　　特纳：我会提出两个疑问。第一，理想情况下，银行应该持有更高的资本金；第二，也是更为根本性的一点：银行业变得相对健康了，但整个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仍然需要作出显著改变。因为全球范围内的杠杆率，即负债占GDP的比例仍在缓慢上升。

　　2008年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因为之前几年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它其实与之前50年、甚至是70年中，私人部门杠杆率的缓慢、但持续的上涨密不可分。此次危机后的恢复之所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疲弱，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去杠杆的过程。

　　如果仔细审视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会发现非公部门的杠杆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超过了非公部门的下降。此外，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下来了，但新兴经济体的杠杆率明显上升。所以在全球层面，并未转向一个低杠杆率的经济体，而仅仅是把杠杆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财新记者：对于中国近几年杠杆率显著上升的解释似乎相对简单：信贷及货币供应的增长无法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增长中来，这一局面源起何处，该如何应对？

　　特纳：中国这方面的情况非常复杂：别的国家刺激经济是由财政直接出钱、增加赤字，而中国则是借助银行信用作为直接的刺激手段。这与银行体系本身是国有的有关。

　　我认为，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刺激计划是一种“半财政”刺激，而非完全的信贷刺激。即便如此，也必须以政府和银行信用为基础。

　　寻根溯源，这还是由于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和国企。这些机构的人们相互熟识，互相之间有理不清、剪不断的联系。银行因此更倾向于把信贷投入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不是私营部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私营企业需要依靠信托贷款等影子银行手段才能存活的原因；而且这一现象在地方、省市层面，比在中央层面可能更为严重。打破这些有形无形的联系，无疑应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一些人提议私有化国有商业银行，或者私有化地方的商业银行，至少让它们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改革细节确实需要多加思量，但这一局面如果不被打破，该体系只会把信贷持续导向错误的方向，对经济体产生巨大危害。

　　财新记者：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逐渐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这是否会对这一局面产生一定的帮助？

　　特纳：我认为单纯开放20%-25%的国有银行股权给民营资本，不是足够根本性的举措，这将很难改变银行运营和治理的决策。

　　西方的经验已经证明，小股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利主体。真要打破这一局面，很可能需要对一部分国有银行机构进行完整的私有化，或者让私有股占多数，国有股占少数。当然，可以发展一个多层次的银行（所有制）体系，国有控股、民营控股、外资主导的等等。目前有民生银行这样民营控股的银行、广东发展银行这样外资主导的银行，但这样的例子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