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缓步改革并未送走危机

　　财新记者 王力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崩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五年来，各国不断完善危机应对机制，调整金融监管政策甚至机构布局，全球经济转向缓慢复苏。

　　今年58岁的特纳（Adair Turner）于2008年临危受命，主持英国负责金融监管的机构——金融服务局（FSA），他挂帅的5年也是FSA16年历程中最棘手的时期。FSA于1997年成立，逐渐成为英国金融业的综合监管机构，是为顺应金融混业和金融创新要求而重新构建的监管架构，曾领业界潮流，引多国效仿。但经历危机之后，英美对昔日万事以创新为先的倾向有所反思。

　　无疑，危机改变了世界。英国监管架构剧变。今年初，FSA部分监管职能正式回归英格兰银行。特纳从FSA离职后，加入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这是由美国著名投资人索罗斯在危机爆发后设立的机构，旨在提出新经济思维，着眼于对于危机和经济学本身的反思。2012年，特纳著书《危机之后的经济学：目标与手段》，批判传统经济学思维中市场自由化至上、盲目追求GDP最大化、忽视贫富差距扩大等政策导向。他也曾直言，金融业某些创新“对社会无用”。

　　在中国，影子银行和混业经营方兴未艾。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首次提出金融监管的“栅栏”（ringfence）原则，这本是英国的舶来品。近日，由上海自贸区开路，以利率市场化、资本项下可兑换加速、金融自由化等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大幕初启，新时代似乎将至，中国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又应如何平衡？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近期采访了特纳勋爵。在剑桥大学历史和经济学的双重训练，赋予了特纳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的历史视角。他的从业经历遍布实业界、金融界、咨询界，也曾主持过养老金改革、气候变化、海外发展援助等方面的政策调研和执行机构，英国《经济学人》评价他为“英国每一个公共政策危机的解局者”。

【对话摘登】

应对的后果

　　财新记者：中国2009年的“4万亿”计划从被广泛认可到被诟病，给了中国人不小的教训。今年迫于保增长的压力，政府又开始了一些新的刺激计划。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心和反感，你怎么看？

　　特纳：中国的投资水平确实令人吃惊。如果你问经济学家，这样一个经济体的下一步应该是怎样的，答案通常是：它会很自然地进入一个投资占比缓慢下降的过程。但2009年的刺激计划打乱了这一节奏。尽管在当时情况下，刺激政策的推出完全可以理解——帮助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也通过维持中国增长有效支持了全球经济，但在之后，决策者应该意识到这一不平衡延续越久，对于经济体产生的危害就越大。这还伴生了资本配置不当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启这一调整。我认为，这一调整不应该是突然的、剧烈的，因为这种变革往往对经济体产生过度冲击，就像俄罗斯当时采用的休克疗法一样。中国在过去30年间很好地应用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当前一定的投资，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仍属必需。

　　财新记者：对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你曾指出，它们并不是像一开始预想的那样仅仅“买来时间”，在过去五年间似乎变成永久性的了。但现在，QE终于有了将要退出的迹象。你现在持何看法？

　　特纳：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我们将要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但我感觉，这一时期已经持续了比大多数人想象更长的时间。市场对于5月伯南克讲话的反应超乎寻常的剧烈。伯南克仅仅暗示可能会以相对更慢的步伐继续买进债券。但即使如此，还是制造了巨大的市场动荡。这充分体现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各国对于QE政策的依赖。

　　但是我认为这五年来的QE至少有一部分最终会变成永久性的。我甚至愿意为此打赌，尽管不少人提到QE退出是指美联储最终卖出购入的债券，但我认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会永久地停留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意味着美国资产负债表规模与GDP的比例只会随着GDP的增长而缓慢下降，而不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本身规模下降。这伴随着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