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不需要诺贝尔 诺贝尔需要门罗

不需要“女权主义”抬举的女性导师

　　门罗也许还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让读者和评论家失望过的作家。她的全部作品由14部短篇小说集构成。这些作品语言细腻，形式精致，内容深刻，在英语世界享有长年不衰的盛誉。门罗既擅于洞察生活的光明，又长于揭示生活的黑暗，用桑塔格的话说，她是“一代女性的导师”。是的，导师的写作专注于女性。但是，她既不需要“女权主义”的抬举，又不会遭受“女权主义”的玷污。门罗的视野极为开阔。她的写作要挖掘的不是女性的隐私，而是人性的秘密；她的写作要捍卫的不是女性的特权，而是人性的尊严。她专注于女性的作品完全不能被贴上“女性文学”一类的低俗标签。

　　门罗的诺贝尔让我想起了与自己和门罗同时相关的几位女性。她们用各自不同的魅力拉近了我与门罗的距离。她们引导我在加拿大无边无际的孤独中固执地追寻着文学的光影。

　　首先是近在咫尺的莉迪亚。八年前的一天，在她刚搬进我们这座大楼的第二天，我就在底层游泳池的门口遇见了她。她的面孔让我大吃一惊，那完全是我相当熟悉的一张门罗照片的翻版。我将这不可思议的“雷同”当成是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吉兆。回到家里，我立刻半开玩笑似地告诉身边的少年，加拿大最好的作家成了我们的邻居。后来，少年因为一度在游泳池担任救生员，与莉迪亚成了朋友。也许因为“门罗”的缘故，我一直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遇时，我们从来都只有寒暄，而没有深谈……直到今年夏天的那个中午。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快步赶到了她的身边。她说有很久没有看见过从前的救生员了，她向我打听他的情况。同时，我也乘机走进了她的生活：她出生在匈牙利，在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之后移居加拿大。她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也充满了感情……那天分手的时候，莉迪亚将电话号码留给了我。她早就从身边的少年那里知道我是写作者。我说我很喜欢听故事。她说她的一生有很多的故事。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周末，我第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我们的交谈进行得非常顺畅。很快，时间就开始倒流，流向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她说那时候她在奥斯维辛。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尴尬。我已经知道她是门罗的同龄人。我想象不出那个在集中营里的十四岁小女孩是什么样子。“你的父母呢？”我问，“你们在一起吗？”莉迪亚停顿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毒气室。“当然，”我说。莉迪亚平静地说她亲眼看着她的父母走进了当然是不可能走出来的毒气室……我不太记得后来我们还谈了一些什么。我又一次被迷信折服了。我开始觉得这位与门罗长相雷同的老人其实就是门罗的一个人物，或者……她也许是门罗想转让给我的一个人物？

　　门罗的诺贝尔还让我想起了出现在我“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村姑”。她是一位迷恋田园生活的加拿大知识女性。就像门罗的许多人物一样，“逃离”也是“村姑”生活中的关键字：她无意中发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她最后又“逃离”了那座嘈杂不堪的城市。两年前的一天，在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上，我与“村姑”的原型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们谈起了加拿大的作家，当然也就谈到了门罗。我们有不少文学上的共识，比如都认为门罗是加拿大文学之最。两天前，在受邀为国内的报纸撰写关于门罗的短文时，我突然意识到，门罗其实与我的虚构人物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也是那种极具加拿大特色的“村姑”中的一员。想起来，门罗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西方女性严肃文学作家。她更没有像上一位（正好是二十年前）的北美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托尼·莫里森那样做过顶级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和名牌大学的文学教授。她只在普通的大学里读过两年的本科，然后，早恋早婚，远在第一部作品横空出世之前十年，就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忙得不可开交的主妇……

　　有意思的是，相对草根的出身并没有让门罗带上丝毫的土气和俗气。她的作品具备高雅的格调，深沉的美感和揪心的智慧。看她的语言，看她的结构，看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穿梭……读者会像她一样相信叙述是一门艺术。就是这样一位加拿大“村姑”，用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逆市而动，将“短篇小说”这种已过时的体裁带回到了文学的视线之中。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的，门罗可能是“后不见来者”的大师，她因“短篇小说”而不朽，她使“短篇小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