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文学院不想再做难题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一位极为关心时事的朋友在越洋电话里,与我谈起了在国内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诺贝尔。当时我正在埋头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中最后的那些篇目,对远近的喧嚣和骚动一概不知,也毫无兴趣。但是,朋友的情绪十分高亢。他说终选的名单其实早就出来了,他又说博彩公司的赔率也都已经公布,他还说评选委员会主席仍然讳莫如深,称他们“很难选择”。接着,朋友迅速报出了进入终选名单的四位作家的名字。然后,他迟疑了一下,才接着说,最后还有一位加拿大的女作家。“那应该是门罗吧?!”我毫不犹豫地说。朋友又迟疑了一下,说“好像”是。很显然,对这位有丰富文学知识的朋友来说,“门罗”是非常陌生的名字。我接下来的反应当然会让他感觉更加陌生。我说:“名单里有门罗,怎么还会‘很难选择’呢?!”
一年过去了,同一个时候,同一位朋友……这一次他带来的,是去年终审名单中他最不熟悉的加拿大女作家获奖的消息。对加拿大来说,这应该算是“历史性的突破”,因为1976年获奖的索尔·贝娄虽然出生在蒙特利尔,却很小就去了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他的获奖被大多数人认定与加拿大无关。热心的朋友想知道加拿大对这突破有什么反应。我回答说我连这消息都是从你来自中国的电话里听到的,加拿大的反应你就可想而知了;朋友接着又问我自己对这消息有什么反应。“我不是提前一年就已经反应过了吗?”我首先这样提醒他。接着我半开玩笑似地说,这差不多就像是在“还债”啊。
事实上这完全是陈年的老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任何一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门罗都会被国际社会点评为是“众望所归”。可以肯定,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会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最乏味的记录之一,因为它没有也不会引发任何与文学无关甚至相关的争议。这一次,经常喜欢让自己面对“很难选择”的瑞典皇家文学院显然是不想再做难题了;这一次,他们可以将获奖的理由写得很短写得最短,更可以逃脱形形色色的质疑和没完没了的争辩。门罗的诺贝尔带来的是文学的喜悦,更是世界大同的喜悦。在这个价值判断已经四分五裂的时代,文学再一次显现了它超越偏见和局限的魅力。
正因为这样,我想说,门罗并不需要诺贝尔,但是诺贝尔需要门罗。这也许可以算是我这个居住在加拿大的汉语写作者的正式反应吧。
门罗是当今世界上也许绝无仅有的坚持“只”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这让我想起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徐晓。从第一次收到她向我约稿的邮件到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有许多次交谈和切磋,而每一次交谈和切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短篇小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都相信,相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短篇小说是更“高”的体裁,更值得写,也更难写。但是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一窝蜂地“独”创长篇,而中国的文学杂志都在一窝蜂地“独”钟长篇。面对这浮躁的世态,《新世纪》周刊为“短篇小说”留出宽松又奢侈的空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发现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对“短篇小说”这种过时体裁的“愚忠”让我感动也让我受益。现在,门罗突然成为加拿大层林尽染的秋色中最耀眼的枫叶,我想,这百年不遇的契机即是对坚持创作短篇的作家的奖赏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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