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
财新记者:但在中国,国企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把积聚的财富更多地分配给百姓?
欧阳汉:确实是。客观地说,“亚洲模式”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和股东想要的东西不一样。需要做的是逐渐改变激励机制、并引入竞争。韩国财阀(注:家族企业发展而来,但受到韩国政府巨大支持)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和泰国并没有多大不同,都受到冲击。虽然韩国所受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但韩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一些财阀的垄断, 剔除了那些利润率低的财阀,加强了财阀所在行业的竞争。因此,财阀的利润率逐渐上升,股本回报率(ROE)从7%上升到了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15%。与此同时,竞争帮助韩国在出口产业,建立了世界级的企业。相比之下,很难指出泰国所做的变革。
中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韩国有更好的条件。高盛的观点是,在大宗商品业,以及在科技行业,全球范围内最有意思的发展是在美国和中国。 看一看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就能发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好于日本和韩国。后者好的企业都存在很久了,没有很多新的企业真正冒出来。
而这几个中国企业,是真正的竞争者,他们想要成为最好的、最具创新性的。如果在一些市场(上市),没办法帮助它们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它们会选择、也有能力选择其他地方上市。这对于香港和上海也是一个警醒。那么多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到美国上市,不仅因为其开放、不偏袒大型国企,还因为其发达的尽职调投资者保护机制。交易所以及市场的名声是很多年、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 上海和深圳应该加紧适应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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