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王力为
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开启了人们热捧新兴市场的热潮。12年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差强人意。今年以来,尤其是在美联储发出退出量化宽松(QE)的言论后,新兴市场剧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兴市场神话不再,成熟市场的表现在短期内将好于新兴市场。
在这一时点,新兴市场何去何从,它们中哪些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晋升成熟市场,哪些会在未来面对困境。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近年来的改革举措相对其他国家是快是慢。改革重启,对于改革的预期,局外人怎么看?诸如基础设施等发展要素对新兴市场发展影响几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度?
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资本市场年会(WCMS)期间采访了高盛负责新兴市场的策略师欧阳汉。他似乎一直处在对各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调研和思考中。我们试图借助他的经历,窥探中国以及新兴市场的坐标。
新兴市场演变
财新记者:高盛对于新兴市场的看法,这些年来是如何演变的?
欧阳汉:我们更关注各个市场增长的潜力,倾向用“成长市场”一词;但客户往往偏爱“新兴市场”一词,希望知道哪些市场能够“浮出水面”(emerge),然后把它们当做一个资产类别作相应投资。 事实上,过去50年中,没有多少真正“浮出水面”的国家,只有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最多再加上日本。
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杆大概是在年人均收入 1万到1.5万美元之间,在这以下,增长往往是靠工资差和价格差,需要做的事情无外乎:造桥、造路、建银行、政府退出一些行业、放松投资管制、 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虽然这些并不容易做好,但是比起下一阶段——培育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来说,相对还是容易完成的。很明显,那些完成了后一步的,往往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晋升成熟市场的国家。
研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新兴市场国家无疑远远低于成熟市场国家,中国1.5%的百分比,已是新兴市场中最高的了。有趣的是,在成熟市场国家内,日本、韩国是该比例最高的,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它们没有多少资源可供依赖。相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资源丰富,其研发投入占比则为成熟市场内最低的。
财新记者:但是大多新兴市场国家似乎还在打破垄断、放松投资管制上停滞不前,培育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还远不是它们的政策中应该优先考虑的吧?
欧阳汉:确实如此,但是诸如巴西、马来西亚等国,虽然它们近期也遭受一些基本面上的挑战,但事实上已经很接近这一阶段。它们能否从新兴市场变身成熟市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下一步向哪个方向迈进。
财新记者:近段时间,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金砖国家”的潜力,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另外三个国家不应该被和中国放在一起。你怎么看?
欧阳汉:我们一开始使用这个词时,是认为这四个国家,根据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轨迹,有潜力成为全球经济体的主要力量,是有相对较大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绝对的。
现在中国确实在四国中走在前面,特别是在可以逐步解决它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的条件下;我们目前担心最多的是巴西和印度;最具不确定性的是俄罗斯,在一个很强的政府的领导下,它可能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也在逐渐调整我们的看法。
财新记者:你曾提到对于进入新兴市场的投资,应该区分是直接投资流(FDI flow)还是投资组合流(Portfolio flow)?分析新兴市场的前景,哪个相对更为重要?
欧阳汉:两个都要看,但FDI应该说是投资组合流的风向标。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如果你没有吸引较多的FDI, 往往也不会有太多的投资组合流进入。
在吸引FDI上,越南今年比多数其他东盟国家做得都好,前9个月共吸引了15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1%。这比经济体规模相对更大的菲律宾所吸引的20亿美元要多出不少。因此,很多投资者在考虑是否增加对越南的投资组合流,他们无疑是看到很多大的跨国企业都在大幅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
FDI也是一个增长的把手,可以帮助积累资本,增加出口,具乘数效应。菲律宾目前的问题是,它吸引很多的资本流入,但没有多少FDI流,因此我们也在思考,该国如果能吸引更多直接投资流,是否能发展得更好,因为即使在目前没有多少FDI的情况下,发展形势也还不错。
财新记者:一些人认为,缺少FDI仅仅是资金或项目这两方面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欧阳汉:当然不仅仅是这供需两面,还有一些软性的障碍。事实上菲律宾有不少好的项目,缺少 FDI 并不只是资金的问题,还有监管、关税,以及一些隐性的障碍。而在墨西哥,宪法规定不允许外国资金投资于该国的油气田。
此外,跨国企业投资的一个主要考量是,到一个国家进行FDI投资后,其知识产权是否存在被偷的风险,进而可能被潜在竞争者挤出市场。投资新兴市场,收益和风险往往并存。因此,吸引FDI的规模和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是一个很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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