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赫龙：银行家应让人信赖

危机后的监管

　　QE是为拯救危机的工具，但富有的个人和金融机构却成为过去几年QE政策的最大赢家。因为该政策大幅推高了资产价格，尤其是金融资产。不乏观点认为，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受到的惩罚不够，因此，应进一步收紧监管。

　　戴赫龙认为，危机后的银行监管改革“核心是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总体而言是一个好的法案，因为它瞄准了杠杆过高这一根本性问题；但是这个法案对于其许多规则的解读，让人困惑”。他同时表示，美国采取的方式相对欧洲更好，因为“可以在遵从它的同时保有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

　　今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被国会通过三周年之际，被披露仅有40%的规则转化成了实际的监管条例，颇具争议的沃尔克规则即在还未完成的60%之列。究其原因，银行业的反对无疑首当其冲。恰如戴赫龙的观点，在该规则下，很多活动难以界定。

　　“大多数人都在试图解决并不存在的问题。”戴赫龙称，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撤销让银行业重返混业，而是过高的杠杆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现在，对于类似摩根大通“伦敦鲸”（London Whale）式造成巨大风险的交易，“银行业已经有了更好的风险管理模型来防止其发生；如果有违规的情况，也会有相应制裁措施，对银行及其高管进行惩罚”。

　　对于近期一系列监管者提出的进一步提高资本金要求的建议，戴赫龙的观点是，最低要求（如美国的6%）固然必要，但不应强求过高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和杠杆率都是很原始的工具。”他表示，两家资本充足率同为10%的银行，一家的风险可能比另一家大10倍，这是因为风险加权资产（RWA）的计算标准不一。欧洲87%的风险加权资产模型是自我认证的，因此尽管都在巴塞尔III的框架下，美欧的数字无法进行比较。

　　对于杠杆率，他指出，一个银行持有的越多现金，应该越安全。大摩出于安全考虑，持有1800亿美元的无风险现金，这反而提高了杠杆率，使我们与一个持有180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高风险贷款的银行杠杆率相似。他建议，应该更好地区别将何种资产纳入风险加权资产和杠杆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