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在于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要保护私利

　　财新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你好像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层面思考问题，还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茅于轼：1987年，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旧有的传统伦理经过“文革”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集体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年，我从美国归来，就开始思考，这些丑恶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丑恶现象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造成，而是因一部分人为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是这些人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而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

　　要求人们普遍大公无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问题就解决了。因此，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应该肯定私利，同时反对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