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在于经济制度

　　财新记者 向明 实习记者 陆斌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带有民间色彩的学术探索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他们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当首推茅于轼。

　　茅于轼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经济学研究，和与他密不可分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了改革年代“学在民间”的典型。

　　《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评论说，这是国内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原著。许多学子曾受益于它。

　　1993年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中国复杂的大转型中生存下来，堪称奇迹。20年来，天则的发展沉浮，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动息息相关。

　　2013年中秋节下午，茅于轼先生在他位于北京南沙沟的寓所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伴随着他温和舒缓的语调，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人生和一家民间智库的前尘旧事，汩汩流出。彼时，窗外秋色正浓。

发现择优分配原理

　　财新记者：你曾说过，你的经济学是自己发现的。为什么这样说？

　　茅于轼：对。我常讲，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我是自己发现的。我跟其他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地方，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发现的。

　　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通过择优分配原理，我也直接进入到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

　　我是1981年才真正接触现代经济学的。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地点在颐和园，为时两个月。当时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听了这个课，那是我真正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当时能听懂这个课的人很少，因为克莱因讲的主要是数学，我的数学很好，所以我听他的课没有困难，其他学员大部分听不太懂。

　　财新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

　　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我响应国家号召，远赴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驾驶机车时，如何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最少。这就是所谓的最优操纵问题。

　　以后，为了求解这一问题，我长期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最优化的方法和求极值的技巧。

　　在这一过程中，我碰到了贝尔曼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贝尔曼在书中论证，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贝尔曼居然用简单无比的动态规划原理解释了变分法中复杂的求极值方程式——欧拉方程。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

　　由于受到了贝尔曼成功的启发，我试图找出数学极值方法的现实经济意义。经过苦思冥想，我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最大化，这天生就是一个可以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最后，我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完善，我把这一概念整理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择优分配原理”。

　　那是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还很封闭，我并没有写书的打算。直到1984年，金观涛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向我约稿。我一边上班一边写作，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次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