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鲁乐汉：富强之后何去何从

　　财新记者 刘芳

　　“耻辱一直是中国人的兴奋剂。”在《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下称《富强》）一书中，作者归纳出该观点。例证俯拾皆是：早在《史记》中就有对公元前5世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详细描述，他牢记耻辱最终复国的事迹被传诵千年；2011年，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扩建之后的首个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开篇便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中国人历来看重尊严和面子，所以19世纪中国失去中心主导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影响深远持久。羸弱和挫败带来耻辱，这种耻辱又以儒家‘知耻而后勇’的古老观念为基础，经过奇妙的变化，催生出钢铁般的自强意志。纯粹的压力就这样化为了动力，中国人从中汲取能量，开始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此书的结论章如是说。

　　《富强》以魏源、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等11位中国风云人物为切入点，力图探究中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的状况中一跃走向今日经济、军事实力大增的局面。英文首版于2013年7月由兰登书屋出版，迅速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与好评。

　　作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是研究中国问题多年的美国历史学者，也分别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正副主任。2013年8月，两位作者通过邮件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

可惜的是，我们删掉了鲁迅

　　财新记者：重述中国150多年的近现代史，为什么要选择这11个人物作为切入点？你们选择的标准是怎样的？这些人物有哪些共同特征？

　　夏伟、鲁乐汉：我们希望全部展现中国的声音，以便让西方读者尽可能从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中国历史。我们选择的是时代佼佼者，他们既能展现特定历史时期内发生了什么，更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角色。最重要的，我们选择的人对中国要寻求新出路的困境思虑良多，并不懈地将其改革与革命的理念付诸实践。这本书就是要描述这一实践过程以及这些人的故事，正是他们驱动现代中国向前——或者某些时候，倒退。

　　财新记者：除了目前已有的11个人，还有哪些人曾在你们选择范围内？后来为什么放弃？

　　夏伟、鲁乐汉：我们最终不得不删去很多人，大部分是由于篇幅，有时则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集合不够广阔，不足以为历史叙述添彩。我们不希望这本书太过冗长，免得读者因为永远读不完它而绝望放弃。最初我们想从19世纪晚期开始叙述，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必须得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那么魏源无疑是我们的叙事起点。

　　可惜的是，我们最后删掉了鲁迅这一章。我们两人对他的很多方面都深感兴趣，但他的想法更多是对中国人为何萎靡不振的理解——这看起来是中国人如此悲观和无力的原因——而不是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果说此书有遗憾，大概就是我们忍痛删掉了鲁迅。但在编辑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无情。

　　我们还有一章写上世纪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后来觉得最好还是把他们整合到其他章节中去。当然，越接近当下就越难筛选，越难预测谁将在一百年后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财新记者：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写到“洋务运动”时会选择冯桂芬这个人物。据我所知，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他的关注并不多。

　　夏伟、鲁乐汉：这是个好问题。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中国历史学者也有同样疑问，因为哪怕对中国人来说，冯桂芬并非家喻户晓。即便少为人知，他仍是非常重要的。冯没有出过国门，但他是最早反思为何中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地域辽阔、却如此羸弱乃至无法自保的官员、学者和维新派之一。冯桂芬还是最早提出“自强”理念的人之一。他认为，师夷长技不仅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欺凌，更是为了巩固传统的儒家统治。最重要的是，对这本书而言，他的专著《校邠庐抗议》敏感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文集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上海，是冯躲避太平天国起义军时写的，有对外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尽管年代久远，但在今天读来也依旧切中要害。

　　财新记者：每一个章节的标题都很引人瞩目，比如“孙中山：一盘散沙”、“毛泽东：不破不立”。这是否代表着你们对这些人物的最终定论？

　　夏伟、鲁乐汉：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对这些人物做是非判断，而是力图厘清他们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成为他们所处时代最创新的或最有影响的思潮。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洞察。比如，孙中山对中国涣散非常忧虑；蒋介石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大加指责；毛泽东则十分清楚，除了帝国主义，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封建文化。他知道，中国要有所进步和开展现代化，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将传统的儒家文化甩在身后。与“五四”运动中其他改革者和革命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极度想要去实现这件事。

　　孙中山、毛泽东及书中的其他人物都很复杂，以至于难以有任何“最终定论”。关于他们的史实虽然有固定的记录，但他们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迁移在不断改变。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判断，而是要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说、如此做。

　　财新记者：说到毛泽东，你们认为他“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特质是承袭了梁启超的思想，为什么？这难道不是源于共产主义思潮吗？

　　夏伟、鲁乐汉：共产主义者无疑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在任何国家都会对旧有社会秩序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毛既具有革命性，又是一个热爱古体诗、历史、中国哲学乃至书法的传统文人。有意思是，通过梁启超这样的人，毛泽东接触到了前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称之为“破坏主义”——的早期形式。甚至孙中山都有相似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但是，他们都同意中国必须经历一场原始的、不稳定的“毁灭”时期，才能更换新颜。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毛最早的启蒙者之一。毛泽东思想里的中国本土资源是非常强大的。

　　财新记者：你们如何评价朱镕基的作为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最近他在上海工作时期的演讲和谈话实录结集出版，非常畅销，你们怎么评价民众对他持续至今的热度？

　　夏伟、鲁乐汉：读朱镕基从政时期的有关资料，我们感到他是近几十年来最有效率和最讲求实际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他只是总理，不是中共总书记，但这让他更能专注于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读者可能容易忽略的是，朱镕基如何调和了经济改革中的“阴阳”——一方面是权力下放、高速增长的哲学，另一方面是中央调控、稳固增长的模式。通过平衡这两种方案，将“改革”与“开放”并举，朱镕基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之后，很好地引导了中国经济走回正轨。他将继续在中国改革前景的讨论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正如他的新书出版产生的影响所彰示的那样，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