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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伟、鲁乐汉:富强之后何去何从

2013年12月30日 11:16 来源于 财新网
当下和未来的领导人和思想者能做的,就是不断从既往经验中学习,尝试新路以改善规则

  财新记者 刘芳

  “耻辱一直是中国人的兴奋剂。”在《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下称《富强》)一书中,作者归纳出该观点。例证俯拾皆是:早在《史记》中就有对公元前5世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详细描述,他牢记耻辱最终复国的事迹被传诵千年;2011年,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扩建之后的首个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开篇便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中国人历来看重尊严和面子,所以19世纪中国失去中心主导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影响深远持久。羸弱和挫败带来耻辱,这种耻辱又以儒家‘知耻而后勇’的古老观念为基础,经过奇妙的变化,催生出钢铁般的自强意志。纯粹的压力就这样化为了动力,中国人从中汲取能量,开始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此书的结论章如是说。

  《富强》以魏源、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等11位中国风云人物为切入点,力图探究中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的状况中一跃走向今日经济、军事实力大增的局面。英文首版于2013年7月由兰登书屋出版,迅速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与好评。

  作者夏伟(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是研究中国问题多年的美国历史学者,也分别是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正副主任。2013年8月,两位作者通过邮件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

可惜的是,我们删掉了鲁迅

  财新记者:重述中国150多年的近现代史,为什么要选择这11个人物作为切入点?你们选择的标准是怎样的?这些人物有哪些共同特征?

  夏伟、鲁乐汉:我们希望全部展现中国的声音,以便让西方读者尽可能从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中国历史。我们选择的是时代佼佼者,他们既能展现特定历史时期内发生了什么,更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角色。最重要的,我们选择的人对中国要寻求新出路的困境思虑良多,并不懈地将其改革与革命的理念付诸实践。这本书就是要描述这一实践过程以及这些人的故事,正是他们驱动现代中国向前——或者某些时候,倒退。

  财新记者:除了目前已有的11个人,还有哪些人曾在你们选择范围内?后来为什么放弃?

  夏伟、鲁乐汉:我们最终不得不删去很多人,大部分是由于篇幅,有时则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集合不够广阔,不足以为历史叙述添彩。我们不希望这本书太过冗长,免得读者因为永远读不完它而绝望放弃。最初我们想从19世纪晚期开始叙述,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必须得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那么魏源无疑是我们的叙事起点。

  可惜的是,我们最后删掉了鲁迅这一章。我们两人对他的很多方面都深感兴趣,但他的想法更多是对中国人为何萎靡不振的理解——这看起来是中国人如此悲观和无力的原因——而不是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如果说此书有遗憾,大概就是我们忍痛删掉了鲁迅。但在编辑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无情。

  我们还有一章写上世纪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后来觉得最好还是把他们整合到其他章节中去。当然,越接近当下就越难筛选,越难预测谁将在一百年后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财新记者: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写到“洋务运动”时会选择冯桂芬这个人物。据我所知,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他的关注并不多。

  夏伟、鲁乐汉:这是个好问题。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中国历史学者也有同样疑问,因为哪怕对中国人来说,冯桂芬并非家喻户晓。即便少为人知,他仍是非常重要的。冯没有出过国门,但他是最早反思为何中国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地域辽阔、却如此羸弱乃至无法自保的官员、学者和维新派之一。冯桂芬还是最早提出“自强”理念的人之一。他认为,师夷长技不仅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欺凌,更是为了巩固传统的儒家统治。最重要的是,对这本书而言,他的专著《校邠庐抗议》敏感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文集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上海,是冯躲避太平天国起义军时写的,有对外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尽管年代久远,但在今天读来也依旧切中要害。

  财新记者:每一个章节的标题都很引人瞩目,比如“孙中山:一盘散沙”、“毛泽东:不破不立”。这是否代表着你们对这些人物的最终定论?

  夏伟、鲁乐汉: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对这些人物做是非判断,而是力图厘清他们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成为他们所处时代最创新的或最有影响的思潮。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洞察。比如,孙中山对中国涣散非常忧虑;蒋介石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大加指责;毛泽东则十分清楚,除了帝国主义,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封建文化。他知道,中国要有所进步和开展现代化,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将传统的儒家文化甩在身后。与“五四”运动中其他改革者和革命者不同的是,毛泽东极度想要去实现这件事。

  孙中山、毛泽东及书中的其他人物都很复杂,以至于难以有任何“最终定论”。关于他们的史实虽然有固定的记录,但他们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迁移在不断改变。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判断,而是要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说、如此做。

  财新记者:说到毛泽东,你们认为他“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特质是承袭了梁启超的思想,为什么?这难道不是源于共产主义思潮吗?

  夏伟、鲁乐汉:共产主义者无疑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在任何国家都会对旧有社会秩序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毛既具有革命性,又是一个热爱古体诗、历史、中国哲学乃至书法的传统文人。有意思是,通过梁启超这样的人,毛泽东接触到了前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称之为“破坏主义”——的早期形式。甚至孙中山都有相似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但是,他们都同意中国必须经历一场原始的、不稳定的“毁灭”时期,才能更换新颜。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毛最早的启蒙者之一。毛泽东思想里的中国本土资源是非常强大的。

  财新记者:你们如何评价朱镕基的作为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最近他在上海工作时期的演讲和谈话实录结集出版,非常畅销,你们怎么评价民众对他持续至今的热度?

  夏伟、鲁乐汉:读朱镕基从政时期的有关资料,我们感到他是近几十年来最有效率和最讲求实际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他只是总理,不是中共总书记,但这让他更能专注于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读者可能容易忽略的是,朱镕基如何调和了经济改革中的“阴阳”——一方面是权力下放、高速增长的哲学,另一方面是中央调控、稳固增长的模式。通过平衡这两种方案,将“改革”与“开放”并举,朱镕基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之后,很好地引导了中国经济走回正轨。他将继续在中国改革前景的讨论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正如他的新书出版产生的影响所彰示的那样,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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