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我对中国民主法治是乐观的

法治路曲折

法治虽已成治国方略，但仍有人借口“法律不是万能的”，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方略”以“克服依法治国的片面性”

　　财新《中国改革》：终于大功告成了？

　　李步云：不能这样讲。真没想到，这个问题在理论层面的解决会是如此之艰难。这一治国方略虽已入宪，可还是有人认为“法治”的含义就是法的作用很重要，“人治”的含义就是人的作用很重要，因而主张法治应当与人治相结合，借口法律不是万能的，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方略”来补充，以求克服“依法治国的片面性”。

　　财新《中国改革》：这样的思想交锋是不是经常发生？比如：你在接受中共中央党校一刊物的访谈中，曾提出，政法工作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有具体所指吗？

　　李步云：有。我在一些场合多次讲过，近些年来，在一些人那里，某些提法和做法是在倒退。

　　有一次在北京郊区开“双百活动”经验交流会，最高院大法官张军做示范报告，题目是依法治国与社会管理创新。我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不反对社会管理创新，但要强调，社会管理首先应是社会服务。第二，社会管理创新会有很多措施，但任何措施都要合法。现在，中央有个口号，判案要政治、社会、法律效果三统一，我认为必须统一到法律效果上来。不能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来突破法律，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的幅度内予以考虑。当时，张军副院长马上回应说，最高法院就是这样理解的。

　　比如，提司法工作要为服务大局、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一些做法也值得研究。现在司法改革一大任务是减负。像有的省平均每个法官每年要办150多件案子，任务够重了，还要他们去做一些与办案无关的事情，没有必要。宪法和法律赋予法院、检察院的任务就是办案子。办好案子，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好的为长治久安大局服务。

　　财新《中国改革》：听说2011年10月，你曾受重庆市委邀请做过一次法治讲座？

　　李步云：当时，重庆市委定的题目是“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政为民”，背景正是“唱红打黑”。中国法学会找了十几个专家，都不肯去，找到我，我说可以去，但要求改题目。中国法学会的同志表示为难，定的题目肯定是主政者感兴趣的，不太好改。我也便没有坚持。

　　在讲座中，我提了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唱红”我也喜欢，但不能搞运动，不能乱花钱，不能走搞阶级斗争的回头路；二是“打黑”全世界都很重视，但不能不讲标准，不能不讲程序，不能搞刑讯逼供，不能不尊重律师。此前我曾就“李庄案与中国法治前景”接受过媒体的采访。我说，你们应该也看到了。

　　我又提出“五个重庆”的提法不全面，最重要的是得加一个“法治重庆”。

　　后来，重庆市委组织座谈会，讨论重庆建设民主法治的相关问题，我和郭道晖都没被邀请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