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阻击战

　　法庭幕后的权力之手

　  启动程序只是第一步，之后的程序，仍需要各方博弈。在斯伟江看来，非法证据排除之难，在于体制。一是规则本身，“留有活口”，如对于警察出庭作证，提供审讯录像，没有强制约束力；纸面规则背后的问题则是，法院在公权力架构中，无法对抗公安和检察院，各种干预司法的现象司空见惯。

　　在湖州褚明剑案件中，2011年10月17日开庭时，褚明剑当庭陈述自己被纪委“双规”的过程，先是4天5夜连续审讯，遭辱骂、诱供……在纪委“双规”的11天中，检察院至少有10人以上参与刑讯逼供（相关报道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41期“湖州褚明剑案证据战”）。

　　斯伟江认为，吴兴区纪委和检察院实施了刑讯逼供，褚明剑之后的所有口供，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公诉人则称，上述行为是纪委牵头调查，检察院只是抽调成员，不是刑事调查的主体。两高三部的规定，只规范司法行为，不规范纪委行为。

　　斯伟江则称，通过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案，抑或纪委刑讯逼供“播种”在前，检察院取得非法口供“收割”在后的做法，应在两高三部的规定规范之列。只要由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都是非法的，纪委也不能行动在法律之外。

　　庭审中，公诉方也举出多组证据。质证过程中，斯伟江多次要求公诉方出示纪委、检察院办案过程的录像。公诉人则称，相关证据已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不需要再提供其他证据。

　　2011 年12月28日，该案一审宣判，判决书称，鉴于纪委调查阶段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以在纪委调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为由，要求对褚明剑审判前的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认定褚明剑受贿15万余元，判刑10年半。

　　而在该案之前，2011年7月5日，河南杨金德涉黑案，在南阳市唐河县法院一审开庭。（相关报道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39期“一个“黑老大”的诞生”）

　　一审十天，杨金德都是用被子裹着抬到法庭，带着累累伤痕，躺在地上接受审判的。其辩护律师杨大飞透露，一有说话的机会，杨金德就大声说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他还曾手书了自己遭遇的15种刑讯：与狼狗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名曰“与狼共舞”；被警犬在脸上舔，名曰“鬼洗脸”；啤酒瓶插在肛门里坐下，脚不能挨地，名曰“坐火箭”；被戴上脚镣手铐，再用棍子穿起来，提溜起来来回晃，名曰“吊大秤”……

　　在公诉人举证的时候，律师杨大飞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官说，实体程序还是要走完，具体是不是非法证据，法庭再考虑。公诉方出示了公安方面的书面情况说明，称未对杨金德等刑讯逼供，不需要录音录像，不需要侦查人员出庭。律师多次抗议未果。

　　2011年7月28日，该案一审宣判，杨金德被判六宗罪，有期徒刑20年。该案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反响强烈。南阳市委、市政府于2011年10月19日发布消息，称经过医疗、公安部门调查，该案不存在刑讯逼供，有关律师和报道称杨金德因刑讯逼供导致左眼瞎、右耳聋、双下肢瘫痪等均属谎言。

　　2011年10月20日，律师朱明勇和杨大飞，通过网络发布了会见时拍摄的视频和杨金德的身体照片，予以反驳。朱明勇追问：杨金德案正值二审阶段，公安机关无权接触被告人，为何是公安组织体检和鉴定？为何由不应干预司法的市委和政府组成调查组？

　　二审中，该案并未开庭审理。2011年11月2日，二审宣判，被认为未遭刑讯逼供的杨金德，依旧是被担架抬上法庭，判刑18年。

　　而在杨金德案一审宣判前后，宁波章国锡案形势仍不明朗。一审判决之后，鄞州区检察院和章国锡分别提出抗诉、上诉。斯伟江在二审前半个月，接受辩护委托。

　　当年8月25日，二审开庭前一天，法院组织检察官和辩护人去鄞州检察院看审讯录像。斯伟江提出，录像应当在开庭过程中当庭播放，而且要让被告人章国锡看。法官不同意，斯伟江抗议，拒绝看录像。

　　而另一名律师姜建高后来在录像里看到，章国锡遭数人围攻，哇哇地哭。而按一审中公诉人的说法，侦查人员当时是为防止章国锡自残而上前阻止。8月26日，二审开庭，录像没有出现在法庭上，章国锡自然也没有当庭辩驳的机会。